早年岁月
我出生在江苏省赣榆县的青口镇，从上海往北大约八小时车程。我父母都来自小村庄。父亲在广播站工作，负责维护县里的广播系统。在那个没有收音机和电视的年代，这是重要的通讯和娱乐渠道。我对青口没什么记忆，我所知道的都是从家人那里听来的。
父亲是个书虫，别的孩子在玩耍时，他在读书。据长辈说，他是周围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。可他刚进大学就遇上文革，大学停课，学生们下放农村接受「再教育」。父亲被分配到离家挺远的青口镇，在那里遇见了我母亲。
1978年，我一岁时，停摆十年的大学恢复招生；没上过本科课程的父亲报考了研究生，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。科大在500公里外的合肥，他只能在寒暑假回家，我们一年只能见到他两次。
仲湖村1982年左右，仲湖村，我 (左) 与姐姐 (右) 的合影。
母亲独自照顾著蹒跚学步的我和姐姐。为了有人帮衬，我三岁那年，我们搬到了姥姥家附近的仲湖村。
母亲在村里的中学教数学和历史，我们住在教师宿舍里。周边三十多个村子里，只有我们村有中学。最初几年，校内的教师宿舍里没有别的孩子，只有我和姐姐，村里的人叫我们「中学的那对小孩」。
姥姥经常过来和我们同住。父亲常年不在，家里大多时候是姥姥、母亲、姐姐和我的四人世界。我们睡觉的时候挤在一间屋里，两张床占了大半空间，另一间屋子兼作客厅、书房和餐厅。地面是泥土，连水泥都没铺。
母亲给我们姐弟俩各自准备了书桌。这在那时的农村堪称奢侈。现在回想，妈妈的这份重视可能也在我的潜意识里埋下了学习的种子。
姥姥总是慈爱地笑，她的口袋像魔术师帽，总能变出花生和零食，这大概是我现在还爱吃花生的原因。
那时没有自来水，最近的井在三百米外。母亲每天要挑著扁担往返多次，把水倒进家中的水缸。这些水要供全家喝、做饭，偶尔才能洗个澡。洗澡时，每人只能用一桶水，没有淋浴，要小心地舀著用。冬天天气冷，更是难得洗一回。
几年后，新技术终于传到了我们的小村庄。和邻居们一样，我家院子里也装上了手压水泵。先舀几瓢水倒进去，用力压几下，就能听到水流哗哗地涌出来。我总惊讶于这么简单的机械，竟能引出源源不断的活水，好像地底藏著永远用不完的清泉。那台手压泵不仅解决了我们一家的用水问题，更在我心里种下了向往科技的种子。
那时我们村里还没通电。小学低年级的无数个晚上，我都是藉著煤油灯豆大的光写作业。几年后我们那片终于开始供电，但每天只有短短几小时，供电时间也没个准，煤油灯依然是我们夜里最可靠的伙伴。在煤油灯的微光和时亮时暗的电灯下，我度过了童年里开心的读书时光。
大人们挂上灯泡那天，我像是看见了魔法。姐姐说这是爱迪生发明的，我心想：「这人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」
我们搬到村里时，附近没有幼儿园。那时姐姐五岁，母亲不愿让她整天在家没事干，便想办法安排她提前入学。妈妈对小学的老师说，让孩子试试，如果跟不上，就让她明年留一级。结果姐姐不仅跟上了，还学得挺好。于是到我五岁时，妈妈也让我也比同龄人早两年踏进了校门。
因为个子小，老师总把我安排在第一排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同学、朋友和同事大都年长于我，直到创立币安，我才成为团队里最老的人。
我从没因为年纪小被欺负过。我也一直挺合群，没有落单。
小学时我的成绩一直中等。母亲常带我去老师家串门，现在想来，那是维系关系、了解孩子在校状况的智慧。
母亲说，父亲直到高中才在学业上开窍，于是我也悄悄盼著，希望自己也能某天像父亲一样迎来转变。一年年过去，我都快放弃了，但没想到进入高中后，成绩真的就变好了，顺利地考入了大学。
我的童年有很多温暖的回忆。我记得在校门前的小河里抓鱼，虽然从没抓到过，但过程充满乐趣。
我小时候最爱的游戏之一，是用柳条鞭打木陀螺。看它在尖顶上嗡嗡打转，直到歪倒才罢休。我们能玩一整个下午，也能在去上学的路上，边抽著它边走路。孩子们管这个玩具叫「懒老婆」。这名字现在看来有点政治不正确，但那是80年代初，村里孩子并没有这种意识。大人们听到这称呼总会哄笑，我直到很久后才明白笑什么。我一直以为玩具的名字是「蓝老婆」，蓝色的蓝。在这些事情上，我的反应总是要慢半拍。
大姨住在邻村。父亲常年在远方的大学工作，母亲就经常骑著自行车带我们去走亲戚。有时，我和姐姐俩人也会步行，走上约莫一个钟头的土路去大姨家。那是我童年最期待的旅程。表姐们一直很照顾我们，表哥和表弟教我骑水牛，也带著我在村后的河里光著屁股游泳。
现在回想，母亲从小给予我极大的自由。只要不伤己不伤人，她从不干涉。而我也性子温和，很少惹麻烦。
合肥， 1987 - 19891987年，于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。左起：姐姐、母亲、我、父亲。
十岁那年，我们全家搬到了合肥。父亲工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那里。
合肥是另一个世界。要转四趟长途汽车和火车，折腾整整一天一夜才到。
从前走著就能到的大姨家变得遥远起来。搬家之后，我和表兄妹们见面的次数，两只手都数得过来。
离开仲湖村的那个清晨，大姨红著眼眶在车窗外挥手。她话不多，却特别疼爱我和姐姐。
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。月台上挤满了匆匆忙忙的人。我一手紧紧牵著母亲，一手牵著姐姐。她们另外两手推著塞满家当的两个行李箱。那时候常听说有孩子在车站走丢，我们都很小心。
回过头看，我大概每四年就要搬一次家。不是什么刻意规划，只是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样。我早习惯搬家了，甚至过几年就想换个新地方。有人觉得搬家很麻烦，我却觉得没什么。拎个箱子就走，很快就能在新地方安顿下来。
当时没太在意，后来才发现，这种说走就走的心态，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很多决定，包括后来商业上的发展。
它也让我养成不囤东西的习惯。我不收集任何实物上的贵重物品，包括房子、车子、艺术品、手表等。这些东西搬起来太麻烦，反而成了一种负担。
说回到合肥，火车到站时，我们跟著人流走过月台，下了台阶，穿过隧道，再爬上对面的阶梯，看见了父亲。
他举著个大相机，对著我们拍照。那个年代，相机可是稀罕物，算得上奢侈品了。那个大相机陪伴了我们很多年。现在回想，这大概也养成了我对摄影器材的特别钟爱。
我们住在中科大的校园宿舍里。这种在大学校园里安家的模式，后来我们去加拿大时又经历了一次。教职工宿舍是典型的筒子楼，长长的走廊两侧排列著单间，每间房都住著一户人家。
我们一家四口挤在小小的单间里。两张上下铺、中间夹著一张书桌，还有在当时罕见的彩色电视。厨房就是走廊里的一个煤气灶。煤气灶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。在村里，我们都是用柴火、干草和煤球做饭。
那栋三层的筒子楼里，家家户户都是同样的格局。每到饭点，整条走廊都是油烟味。
我们在宿舍没住太久。几个月后，搬进了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。没有客厅，主卧就当作客厅，摆上一张沙发，再加上床沿，勉强能坐下六个人。
我和姐姐住次卧，各有床和书桌。空间窄得转身都费劲。整栋楼没有洗澡的地方，得走十分钟去公共澡堂。但有了独立厨房，就算没有热水，也很知足了。
中科大的生活打开了新世界。大学校园很美：彩色的灯光喷泉、宁静的湖泊、假山亭台，还有大大的阶梯教室和神秘的计算机房。
有个晚上，父亲带我和姐姐去参观。计算机房中央那台庞大的机器让我屏住了呼吸。指示灯不停闪烁，发出规律的嗡嗡声。虽然只是单色显示器，但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设备了。
父亲打开一个简单的双人赛跑游戏。只要连续按按键，萤幕上的小白点就会往前跑。我和姐姐玩得正起劲，父亲却提醒说这是贵重设备，不能总玩游戏，就带我们离开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脑，印象特别深。
在我们搬到合肥之前，父亲去多伦多大学做交换学者。我们搬到合肥后，他决定去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(UBC)读博士。这意味著，我们又回到了大多数时候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。
我在合肥读初中时，学校就在大学校园里头。跟我小时候一样，同学照旧都比我大两岁。我的成绩也还是在中游。看著自己不上不下的样子，我心里嘀咕：等到高中真的会像父亲那样突然开窍吗？我好像不是读书的料。
读书虽然不咋地，但我热爱乒乓球。每次快下课时，我总是早早握紧球拍，一只脚探出课桌外，只等铃声一响，就像离弦的箭般冲向全校仅有的十张水泥球台。我那和蔼的数学老师，也在成绩单上尽职地描述了我这个行为，害得我被父母教训一通。
大学校园像一座小城市，围墙圈起，隔出独特的天地。常有大我七八岁的大学生来家里做客。他们都恭敬地叫我父母「老师」，向父亲请教申请国外大学的事，好奇被录取后的人生会怎样。我也常去他们宿舍玩。每间屋子摆著四张双层床，住八个学生。就在这些拥挤却热闹的空间里，我跟他们学会了象棋和围棋。
学校里的柏油路特别平整，在我看来很新鲜。姐姐的朋友借给我们一双绑带旱冰鞋，我很喜欢。刚开始是在家里练，屋子窄反而方便，随时能扶著墙保持平衡。
后来到了温哥华，我换上了直排轮滑，每天在UBC校园里自由穿梭。等到去蒙特娄读书时，轮滑还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。我常和朋友们一起，从麦基尔大学一路滑到旧港，再溜到赌场岛，最后去中国城吃碗地道的越南粉。
1987年，我们开始申请去加拿大探亲的护照。这个过程很繁琐，母亲要跑很多政府部门，直到1989年初，我们才终于拿到护照。
申请签证也很不容易。我不知道具体细节，只知道爸爸寄了很多文件回来，妈妈也准备了很多申请材料。
1989夏天，母亲带著我和姐姐去北京办加拿大签证。加拿大大使馆外面的队伍绕著整座院子，人们彻夜排队来申请签证。
我们递交了申请材料，包括推荐信与担保函。几天后，签证获批了。1989年8月6日，母亲、姐姐与我从上海起飞，前往温哥华。
出发前几天，表姐陪我们先到上海游玩。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大城市，在外滩拍了几张照片。其中有一张我在三十年后发在了X上。那时的我并不喜欢上海，它太大、太拥挤。但神奇的是，后来上海总有方法召唤我回去。
第一次坐上波音747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洗手间的门一关，灯就会自动亮起，让我惊奇不已。那次长途飞行我几乎没睡，全是兴奋和好奇。
1989年8月，在上海外滩，临出国前。背景是那时的浦东陆家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