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17 章

2021

2021年1月已经超过15000美元,很多用户又重返加密市场。那年,币安用户从2000万增长到1.2亿。比特币在2021年11月10日创下历史新高69000美元。

不过,这一年也不是一帆风顺。整个加密行业,尤其是币安,受到不少监管警告,不得不在很多地区暂停业务。同时,我还经历了父亲的去世,那种痛苦,很难用言语形容。

客服用户的事是最大的事。币安刚起步那会儿,最让我自豪的,就是我们能做到24小时内回复用户消息。

可到了2021年初,用户突然暴增了数10倍。我们的客服系统又扛不住了。

那时我们已经有几百位客服人员,分布在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欧洲、拉美的客服团队,能覆盖17种语言,轮班干活。但就算这样,用户的求助还是堆成山,根本回不过来。

很多小问题,也能引发大量工单。比如,世界上某个小城市网路出问题,用户也会纷纷挤过来求助。大家排著长队等回复,越等越急,转头就在推特上骂。

于是,我又开始每天和客服团队开会。会议很快扩大到60多人参加。我发现公司的人多了,反而没人敢提新点子了,怕出错、怕担责。其实不是大家不努力,而是我们用的那套老系统本来是给小平台设计的,现在根本撑不住币安的量体了。

第三方的客服工具ZenDesk已经不够用了,和我们的交易系统无法整合。

我想我们需要开发一套自己的客服系统了。既然用户主要在手机上操作,那就直接用聊天模式,比邮件方便。而且大家本来就有币安App,直接把客服入口塞进去,不用跳来跳去。

只用了三周,团队就把前端聊天功能上线了。

客服后台也彻底重构了:客服点开一个对话,左边是聊天框,右边自动弹出这个用户的关键资讯。比如用户问「提款还没到帐?」,右边立马显示他最近一笔提款的状态、时间、金额。

ZenDesk做不到这点,客服想查用户资讯,得在两个窗口之间来回切,复制贴上,效率低,还容易点错。

我们还增加了标签页,让一个客服能同时和多个用户聊天,新消息来了会亮,点一下就切过去。回完一个,马上接下一个。

以前遇到棘手问题,大家会在一个2000人的内部群里@来@去,消息刷得飞快,关键资讯全淹没了。现在所有升级问题都走工单,用户体验和效率大大提升。

我还希望系统能自动追踪客服绩效。以前用ZenDesk,客服可以挑简单的工单做,难的、复杂的就没人碰。考核结果过于依赖组长的主观意见,不准确。现在新系统自动随机派单,追踪解决情况,并给每位客服打满意度(CSAT)评分。

做这个新系统耗费了大量资源和精力,但对用户体验很重要。这是创办人 CEO的一个优势:能快速推动并承担风险。

客服培训随著币安产品越来越多,新客服的培训时间也越来越长。到2021年初,我们新招了一大批客服,但我发现客服工单积压没得到改善。一问才发现培训一名新客服需要两个月。

我让他们把培训时间缩短到三天,先只学一种工单类型,然后立即上岗。

新人客服边做边学,慢慢掌握更多工单类型,逐步成长为资深客服。这样新人能更快上手,如果不合适也能尽早开除,不用浪费几个月做培训。回馈更快。

AI 客服同时,我们还全面升级了AI客服机器人,让它先回答用户问题。当AI解决不了时,人工客服再介入。

每天我都会问团队:今天AI搞定工单的比例是多少?经过持续优化,这个比例提高到了约75%,等于整体客服效率提升了四倍。

团队调整有些客服主管对这些改革有顾虑,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削弱,试著阻止。但我还是坚持推下去了。改进的过程中难免有摩擦。有人觉得自己的位置被动摇了,有人适应不了新节奏,最终没能留下来。我感谢他们之前的付出,写了推荐信,平和地道别了。

同时,我们提拔了一批能用好新系统的管理者。我把客服团队的管理权从营运部门交给了何一。她细致、耐心、真诚关怀用户。几个月磨合后,客服表现明显提升,用户投诉也大幅减少。

我有个原则:团队要常换换。这样既能防止惰性,也给更多人成长机会。

更快的响应2021年,我要求团队把客服响应时间从一小时缩短到五分钟。起初很多人觉得不可能。但大家努力了一阵子,还真做到了。大多数客服工单都能五分钟内解决。

后来,我又想加电话客服。但没想到,多数用户还是更喜欢非同步打字聊天。我们现在还保留著电话服务,但主要是机构和VIP用户在用。散户对电话客服似乎没啥兴趣,这点我至今想不明白。也证明了我不是啥都懂。

系统不断优化到年底,我又设了新目标:一分钟以内回复。

我增加了客服人手,让大家有时间多跟用户沟通。不仅要高效率解决问题,还要让用户感到被理解和重视。这是我从TonyHsieh的《想好了就豁出去》(DeliveringHappiness)书里学到的。

高峰期有时候仍达不到一分钟内回复,但没关系。朝著太阳射箭,就算没中,也能落在月亮上。

客服是个累活。虽不完美,但我们一直在尽全力,用户始终是第一。我们的用户也知道这一点。币安用户越来越多就是证明。

父亲逝世2020年,父亲告诉我和姐姐一个噩耗:他被确诊为白血病。像典型的中国父亲一样,他没说病情具体阶段,只说正在接受治疗,需要频繁输血。我问需不需要经济或其他帮助,他说不用,自己已经在接受最好的治疗了。

到了2021年春天,他带来了更沉重的消息:病情恶化,医生预估他可能只剩12到18个月。

那时他在多伦多,我在新加坡。我立刻提议接他过来。他还没见过我那两个最小的孩子,很想看看他们。他决定来新加坡。

我们都明白,这是一次单程旅途。他会在我们身边,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

当时正值新冠封锁高峰,新加坡对非公民关闭了边境。我的朋友帮忙申请到了人道主义特别许可。还联系上了新加坡最顶尖的白血病专家,为父亲安排了远端面诊会和方案。

医生看了病历,确保我父亲能接受到最好的治疗。我们也安排了适合治疗的医院来实行新冠隔离措施。

所有准备在7月就绪。父亲说他想在多伦多再待两周,多留点时间。考虑到当时的情况,这能理解。可一周后,我收到父亲伴侣的消息:父亲走了。

就在前一晚,他们还一起散步,一切正常。但那天夜里,父亲发烧了。他不想深夜去急诊室排长队,决定第二天早上再去医院。他没想到化疗大大降低了他的免疫系统,最终没能抵抗过这次发烧。

第二天清晨,他走了。唯一令人稍感安慰的是,他没有受苦。

这消息让我难以接受。我原本准备好了一切,只差一周就能见到他。头两天,我哭了好几次。父亲和我不算特别亲近,平时联系也不频繁,也许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。但失去他让我心里空落落的,一个无条件爱你的人,突然就不在了。我也意识到,自我17岁后,见他很少,总以为以后还有机会。

人生真的很短,也很脆弱。

父亲没能亲自见到我的小娃们,只和他们视讯过。小的还不会说话,大的能稍微交流。父亲曾说,我儿子长得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他最遗憾的,可能就是没能陪孩子们一起玩耍。但人生,不是所有愿望都能实现。

两个月后,公司一次线上全员大会上,有人问我:「你小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?」我开始讲起自己的童年,脑子里又想起了父亲。突然控制不住,眼泪一下涌出来,当著大约4000名员工在镜头前哭了出来。

当时我在巴黎饭店的房间里,身旁也有六位同事。我退出大会,同事接手。我慢慢平复了一会才继续参加会议。从那一刻起,我心里也算有了落点。现在每当想起父亲,我仍会悲伤,写下这段话时也是。但我不再掉眼泪,而是珍惜那些美好记忆,比如他为了给我和姐姐争取更多机会,做出的牺牲。

父亲的一生艰苦简朴,但从不抱怨。他知足、心怀感激、内心快乐。出生在中国偏远村落的他,是当地第一个大学生。村里亲戚们凑钱帮他付学费和车费,让他去读大学。

不过正如我之前写的,大学因为文革停课,师生们都被下放到农村去「接受再教育」。即便如此,他也从未放弃学习,这一点让我非常敬佩。

结束一天辛苦工作后,别人有的打牌、有的喝酒放松,父亲却在自学微积分、线性代数、电磁场。只要当时能弄到的教材,他都能学下来。十年后,文革结束,中国大学恢复招生。父亲通过考试,被他曾就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为物理研究生,毕业后成为大学讲师和研究员。

每年他只在寒暑假回家两次,因为大学离家太远。那个年代交通条件有限,单程几乎需要整整24小时。

几年后,他作为交换学者去了多伦多大学。那时候很少有人能出国,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。之后,他攻读博士,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(UBC)物理系录取。在温哥华安顿下来后,他把我们一家接到加拿大,为我和姐姐打开了新的机会。

在UBC期间,有天深夜,父亲从实验室走路回家途中被车撞倒,昏迷了三天。此后,他就长期落下了反复头痛的毛病。

他是一位敬业的地球物理学家,一直主动学习最新技术。他还开发了石油、矿产探测方法。他曾梦想自己创办公司,但因为英语不是母语,又没有商业经验而未能实现。他后来在大型石油公司工作,直至退休。

他生活简单知足,在多伦多有栋老房子定居。父亲只收过一次我给他的钱。当我提出再给他打钱时,他坚持不要,说我上次给的钱他也还一分没用。尽管我和姐姐的收入已远远超过他,但父亲总在为我们筹谋打算。他甚至买了保险,在自己去世后还给我们分别留了一笔钱。

在白血病治疗期间,父亲依然保持著平静简单的生活。他疫情前的习惯是每天打乒乓球。疫情期间乒乓球打不了了,他就改为每天散步。散步时,他会拍下湖泊、云彩、树木,还会自拍自己的笑脸,发给我和姐姐。

他谈论死亡时也平静坦然:「我这一生过得很好。从老家走出来,最后也看了世界。养育了两个优秀的孩子,按自己想要的方式活过。我对这一程很知足,也很快乐。」

父亲生前跟我和姐姐说过好几次,他走后,希望骨灰撒进大海,不立碑。

他还曾特别交代:若住进医院,再也好不起来,他要求不插管,不上仪器,不折腾。他要走得顺其自然,不想在病床上被拖著。他走的那晚,也真的是平静,没有痛苦,这让我们心里多少有些安慰。

父亲对人生有一种觉悟的理解。我现在才意识到,我或许多多少少从他那遗传到了这些特质。看著他在我这个年纪时的照片,真的名副其实是一个模子出来的。

监管阻力

2021年6月26日,英国金融行为监理总署(FCA)警告称:「BinanceMarketsLimited未获准在英国开展活动。」消息一出,加密圈炸了。币安立马行动起来,积极和FCA沟通。仅仅两个月后,在8月25日,FCA更新公告确认我们已全面遵守要求。

传统媒体普遍对加密持批评态度,大多只报导了最初的警告,没有任何媒体报导后续更新。

随后几个月,其他监理机构也陆续对币安发出警告:日本(这是第二次了)、德国、义大利、西班牙、加拿大等。这让我意识到,全球监管已开始密切关注加密行业。我们组建了政府关系团队、全球顾问委员会,还请了高级合规人员去申请相关牌照。到年底,取得了一些进展。

离开新加坡2021年夏天接连被几个国家监理部门警告后,新加坡金管局(MAS)开始频繁地要求我们提供资讯,内容也变得更细节。到2021年9月,我感觉到币安在新加坡拿牌照的可能不大了。

也是在那段时间,Vertex的母公司,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(Temasek)投资了FTX。

2021年12月13日,基于跟MAS进展不顺,我们只能宣布关闭币安新加坡,用户可以在次年2月前提款。大多数新加坡用户把资产转去了FTX。

刚好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,老朋友Gabriel建议我去杜拜看看。阿联酋欢迎创新,特别是新金融科技,他们支持区块链。

杜拜, 2021 年 10 月 Gabriel三年前曾邀请过我去百慕达。他自己两年前搬到杜拜后就非常喜欢这里。Gabriel是比特币的早期信徒,也是最早帮助不同国家发行央行数位货币(CBDC)的人。后来,他受巴贝多总理邀请,担任巴贝多驻阿联酋的大使,这也让他成为了全球第一位「加密大使」。

我于2021年9月30日星期五晚上抵达杜拜。那天安排了一个会议,我要去拜见阿联酋人工智慧与数位经济部长OmarSultanAlOlama阁下。在伊斯兰文化里,周五和周六是周末。所以部长能在周五的晚上抽空见我,让我很敬佩他的敬业精神。

但没想到我的航班延误了整整六个小时,半夜才落地,与部长的会议不得不改期。第二天周六早上九点,Omar阁下就准时出现在我的住所,他腾出了整个周末为我折腾,我非常感激。

Omar阁下五年前就成了全国最年轻的部长,那时他才27岁。他很聪明、精通科技,对区块链和加密行业的理解极深。我们聊得很顺畅。当天,他主动说要帮我申请杜拜黄金签证。

部长果然有「魔力」:我当天就拿到了黄金签证,不到12小时,还是在周末!相比之下,我申请新加坡工作签证的过程历时九个多月,还要求我提供了一堆额外的资料,只因为我过去几年没工资证明,收的是BNB。

杜拜黄金签证类似于永久居留,允许我自由出入阿联酋。拿到签证后我才查到,通常申请人得在当地投资或买房。

虽然申请过程中没人跟我提过,也没人要求,我还是决定「主动补作业」,在杜拜买房。我只去看了两套房。到杜拜的第四天,我买了去看的第二套房子。这也是我自九年前卖掉上海公寓后,第一次买房。

顺便说一下,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对房产没兴趣。在我看来,房子无法搬动,变现过程又非常麻烦。而我这辈子总是到处跑来跑去。更重要的是,买房意味著各种手续、维修、物业。这对我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消耗。

我不追求财富最大化,只想把我有限的几个脑细胞省著用在真正有影响力的事上。

说回杜拜,Omar部长很热情,帮忙处理公司注册、找办公室等事宜,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支持。阿联酋整个国家只有30来个部长,他居然能这么细致地帮助我们。这种热情在别处并不常见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怪不得阿联酋的经济能发展得这么快。

阿联酋政府一直在战略性地发展新产业:旅游、娱乐、人工智慧、金融服务等,以补充石油经济。他们很早就明白,区块链会是未来金融科技的基础,就像网路之于科技行业一样。

他们决心要在全球区块链产业里走在前面,不像那些束缚于保护传统金融体系的国家,守著过去,牺牲未来。

在杜拜,事情进展很快。我到那一个月后,2021年11月,币安就和杜拜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,帮助它制定加密监理框架。到2022年1月,草案完成;2月,王储签署成为法律;3月,币安拿到了交易所注册原则性核准,这是拿牌照的第一步。

巴林到杜拜大概两周后,Gabriel说:「明天去巴林吧。」我就飞过去了。由阿联酋王室的朋友牵线,我们见到了巴林总统办公室和央行,受到热情接待,还四处逛了逛。

和杜拜类似,我们很快签署了合作备忘录,协助制定巴林首个加密货币监理框架。2022年3月,我们也正式拿到了巴林的交易所牌照。

与许多国家不同,巴林的流程更直接,中央银行是加密交易所和银行的统一监理机构。也就是说,牌照一拿,本地银行就能直接跟我们合作。

巴林商业环境友好,生活成本低,设施现代,治安也很好。币安在巴林投资不少,包括将300多名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搬了过去,帮助当地打造一个活跃的加密中心。

杜拜和巴林在吸引企业上存在一定的友好竞争。我们拿到巴林牌照一周后,杜拜的牌照也下来了。

差不多同时,我们开始往杜拜迁人。第一年就有大约700名Web3高级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搬了过去。

法国

2021年初,一位法国同事建议我们去法国申请牌照。

2021年10月28日,我飞到巴黎,跟法国金融监理机构Autorité desMarchésFinanciers (AMF)会面。我带了三位当地同事,见了四位AMF成员,包括主席RobertOphèle。

会议中,我有点口渴,拿水时就起身沿著大会议桌为每人倒了杯水,最后给自己倒了一杯。这在中国文化里再正常不过了。

主席Robert后来说,他很欣赏这个举动,觉得我很「接地气」。后来,我们在AMF总部附近开了办公室,刚好就在历史悠久的巴黎证券交易所旧址旁,那里曾是法国金融市场的心脏。

2021年11月10日,我受邀去见爱丽舍宫(The ÉlyséePalace)的幕僚长。会议开到一半,他接了通电话,说总统马克宏要加入我们。和总统的会面时长不到15分钟,但重点明确:法国欢迎币安和区块链行业。最后我们握了握手,会议就结束了。

我们的当地团队在罗浮宫博物馆闭馆后,为我们此行安排了一场私人导览。虽然我们大约有10人,但那位讲解员几乎全程都只专注于我一人,对每幅画作都进行了详尽的讲解。但我对艺术并不懂欣赏,这又是一次「对牛弹琴」了。我只记得自己在《蒙娜丽莎》前拍了一张照片。

此外,我还参观了凡尔赛宫,那座由路易十四国王建造的宏伟宫殿。当时他们正在逐间进行修复工作。经过一番交流后,我同意捐赠200万欧元,用于资助下一个房间的修复工程。

葡萄牙

2021年12月1日,我飞到里斯本参加WebSummit,面对约七万五千名观众做了场炉边谈话。

在里斯本,我见到了市长CarlosMoedas,他以支持加密货币著称。我还跟葡萄牙央行和当地监理机构葡萄牙证券市场委员会(CMVM)聊了聊。会面都很友好礼貌,市长也支持加密货币,但我还是能感受到央行和监理机构的犹豫。

12月4日,我去了美丽的波多。沿著河岸散步,参观了我们赞助的波尔图足球队。晚上跟波尔图市长吃饭时,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。每人面前有四个酒杯,装著不同酒,无论你喝哪一杯,服务员都会立马续满。葡萄牙的酒好喝又便宜,大概这是为什么每人有四个酒杯。那晚后面的记忆就很有些模糊了!

比利时

EvaKaili 2021年12月10日,我飞往布鲁塞尔,拜访欧盟监理机构和政治人物。和之前的会面差不多,我解释了传统媒体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误解和偏见。

印象最深的,是和欧洲议会副主席EvaKaili的会面。她对区块链理解敏锐,明确支持加密货币。那次聊完,我对欧盟科技发展的未来乐观了不少。

没想到,一年后,Eva在2022年12月被逮捕,案件涉及卡达对欧洲议会官员的「外部影响」,指控包括:腐败和洗钱。这听起来就像政治迫害的剧本。最后,审讯转向了跟案件毫不相关的区块链活动。

Eva在她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关了四个月(这听著是不是很熟悉?)。三年过去,她最终被证明是清白的。最初负责此案的两名法官和首席检察官被要求退出案件。法庭关键调查人员后来承认,当初的那些指控,是一个为了「立功」自保的人编出来的谎言,这段流出的录音被法庭采信。

我为Eva感到惋惜。同时也让人担忧的是,这件事折射出欧洲当时对区块链的态度。

重返日本2021年年尾,正当我们跟新加坡金管局的商谈越来越难,这时认识了一位前日本金融厅副手,他退休搬到了新加坡。

他投资了一个加密货币的项目,想在币安上架。世界真的很小啊。

他告诉我,日本金融厅刚换了新领导,工程师出身,打算放宽加密监理框架,并欢迎币安重返日本。

我半信半疑,但决定至少去看看。

2022年春,我去东京,与日本政界人士和新的金融厅团队开会,讨论进行得不错。会后我隐约觉得,我们有机会重返日本了。我让团队研究一下是否能收购一个日本持牌的本地交易所。

很快,团队发现一个小持牌交易所Sakura(SEBC)正在找买家。我让他们先摸底两件事:一是金融厅同不同意我们收购,二是上币限制能不能松一松。

有意思的是,那几家日本本地交易所再一次强烈反对监理条款的放宽。他们依然担心币安和外国交易所进来抢生意。他们更害怕本地的竞争,而不是关注行业发展。

尽管本地交易所游说阻挠,日本金融厅还是调整了上币框架,允许交易所上架更多的币种。日本金融厅给了本地交易所超18个月的准备期,让他们适应更开放的新监理政策。

2022年11月,距第一次警告过去四年,币安成功收购了Sakura。我们拥有了日本的持牌交易所,再次回到日本市场。